离石游记第658章 第一个转折点

自三国至魏晋南北朝期间国际航运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一世纪罗马水手希帕努斯在印度洋上发现信风从此欧洲商人打通了印度洋的航路使印度洋上的交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过去大秦或埃及要依靠阿拉伯人才能与印度往来的局面。

外国商船往返于中国、南洋群岛和印度之间逐渐的增加。

《梁书·南海诸国传》说:“晋代通中国者盖鲜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

自梁革运……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

”成书于三世纪中叶的《魏略》已知有“乌迟散城”了(即埃及的亚历山大港)。

《魏略·西戎传》还注明大秦有海道通中国即经印度支那半岛海岸而至广东。

当时罗马所需要的丝绸完全依靠中国进口。

戴维逊在《古老非洲的再发现》一书说:“中国货早在公元初的确运到了红海和地中海……还有中国、罗马的交易。

不过这些交易同大多数贸易一样其货物要经过多次的驳运。

”(参见张铁生《中非交通史初探》)。

当时航行在南海的除中国船外尚有波斯舶、天竺舶和扶南舶。

这些船“大者长二十余丈(四十六至五十米)、高出水三二丈（十一、十二多米高）望之如阁道载六七百人物出万斛。

” 不少的“外徼人(即外国人)随舟大小式作四帆前后沓载之。

有卢头木叶如形长丈余织以为帆。

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风吹风后者激而相射亦并得风力若急则随宜增减之邪张相取风气而无高危之虑故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

” 至于扶南国在范蔓为王时早已“治作大船穷涨海(即南海)。

”《梁书·中天竺传》亦记载其后王“范旃遣亲人苏物使其国(即中天竺国)……历湾边数国……可一年余到天竺江口…” 据《太平御览》卷七百七十一引康泰《吴时外国传》称:“扶南国伐木为船长者十二寻(二十二至二十四米)广六尺头尾似鱼皆以铁镊露装大者载百人。

人有长短桡及篙各一从头至尾约有五十人至四十余人随船大小行则用长桡坐则用短桡水浅乃用篙皆撑上应声如一。

” 可见当时国际上无论是造船技术或航海技术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船舶抵御风浪的能力大大加强。

因此船舶可以选择较为快捷的线路直航广州广州港的国际贸易也因此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西晋泰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大秦王遣使至中国到达京城洛阳是循海道由广州登陆的。

《艺文类聚》卷八五《布部》晋殷巨《奇布赋及序》对此有记载:“惟泰康二年安南将军广州牧腾候作镇南方……大秦国奉献踩来经于州众宝既丽火布尤奇。

” 这里记载的“来经于州”即广州说明随着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广州又成为当时的市舶要冲了。

但是西晋是一个极其短促的王朝公元二八零年从晋武帝灭吴重新统一中国开始至公元三零零年八王之乱止中间只经历了还不到二十年的短智统一又出现了十六国之乱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公元三一六年西晋灭亡。

三一七年晋宗室司马容被推戴为晋皇帝在长江以南建立起东晋政权以后又经历宋、齐、梁、陈四朝的更选史家称为南北朝时代。

前后共二百七十二年在这二百多年的战乱中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统治下经济遭到很大的破坏但长江以南却加快了开发的步伐而广州港也在这一时期中再次屹起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

分析广州兴起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是、南方自东晋政权建立以来与北方连年战乱对比其局势还是比较安定的。

同时又是由汉人建立的政权所以北方汉族大批南逃带来了先进的文化、技术这就加速了江南的经济开发使南方经济在两汉和东吴的原有基础上发展起来为广州港的经济繁荣带来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是、北方连年的战乱、东南经济的开发世族大家的南渡和东晋、宋、齐、梁、陈定都南京都引起了全国外贸市场的转移即进口商品较多或大部在江南一带推销。

就是北方所需要的舶来品亦多数从南方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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